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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改判案

作者:韩君杰律师 商标保护 | 2020-01-23 | 1058人看过

委托人林××系福建省厦门市人,个体经商,2006年偶然机会通过广告了解到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招募加盟商,推介其生产的“××堂”牌皮具等商品。200691日,双方签订《地区代理协议书》,林××向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交付了加盟费,开始“××堂”皮具等商品的经销活动,并先后开设四家店铺。后因经营惨淡,至201010月四家店铺陆续倒闭。最后一家店铺倒闭前,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委托律师和公证人员前去取证,后以林××销售假货为由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犯商标专用权诉讼,一审判决认定林××侵权事实成立,判令林××向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三十余万元。

林××接到一审判决后,慕名找到韩君杰律师,请求韩君杰律师代为起草上诉状并作为代理人参与二审诉讼程序。韩君杰律师通过沟通了解发现林××经营规模极小,故让林××提供在工商及税务机关备案的相关经营资料,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代书了《民事上诉状》,随后又调取了被上诉人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发现被上诉人也是一家非常小的企业,即便侵权成立,一审判决的赔偿额和在国家级报刊上道歉等内容均严重脱离双方的实际经营情况。仅就赔偿额而言,二审改判的希望极大。案件核心的侵权商标专用权能否成立,能否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是二审中需要进一步发掘的重点。

通过庭前的认真准备,韩君杰律师为委托人林××组织了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并互相印证的证据体系,在二审庭审被上诉人疲于应付,无力辩驳,局势大为扭转。据委托人林××庭后反映,对方表现与一审咄咄逼人的样子截然相反了。基于被上诉人核心证据公证书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韩君杰律师在庭审中要求当庭查验经公证封存的所谓侵权商品,通过对比发现商品、标签、包装、售价之间均不相符,公证书的记载内容与封存物品不能印证,被上诉人的出庭代表和代理律师只能作茫然状,无法应对。随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同期起诉的另两家经销商,一审判决结果与林××案相同,两家经销商也均提起上诉,看到林××案顺利改判后,也委托韩君杰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其诉讼,出席二审的庭审。其中一家经销商江×的案件情况与林××基本相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原判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另一家经销商王××的案件情况与林××略有差异,庭后调解结案,王××将其花费一千余元注册一个相近商标转让给被上诉人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撤回对王××全部诉讼请求,其他各节互不追究。压在三个个体商户身上一审判决判定的每人三十余万元的赔偿额,通过韩君杰律师的努力,在二审全部彻底改变了,没有侵权,不需赔偿。

 

民 事 上 诉 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女,汉族,19××年××月×日生,住福建省厦门市××区××路×号×××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厦门市××工业南区。

法定代表人牛×甲,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李××,男,19××年××月××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区××大街××小区2-2-××2

上诉人林××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李××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石民五初字第00×××号民事判决,特提起上诉。

上 诉 请 求

1、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石民五初字第0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 实 与 理 由

被上诉人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诉上诉人林××、原审被告李××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经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0)石民五初字第0056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令上诉人立即停止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在国家级媒体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及赔偿被上诉人317495.7元的判决结果严重不公。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的商标专用权事实错误,该认定证据不足。

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加盟代理的买卖合同关系。

双方于200691日签订《地区代理协议书》,约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福建省厦门市的独家代理商,期限自2007114日至2012113日。基于对被上诉人及其商品的盲目信任,上诉人未经详细考察即陆续在厦门市数个繁华商业区投资开设四家店铺,但因被上诉人“××堂”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公司经营管理混乱、供货不足经常断档等原因,其他三家店铺很快倒闭,仅留下厦门市××区××饰品店一家店铺惨淡经营,至201010月也彻底倒闭。上诉人为此遭受重大损失,将保留另行追究被上诉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2、上诉人除销售被上诉人商品外还经营其他商品是基于被上诉人的授意许可,且商品存在明显区别,不会误导公众。

因前述被上诉人方面的原因致上诉人店铺倒闭无法正常经营的实际状况,经多次交涉,被上诉人于20104月告知上诉人可从其实际控制人牛×甲的弟弟牛×乙在广州市×××经营的×××商行购进外货,补充部分低价货源,以维持上诉人店铺的经营。后上诉人从牛×乙经营的×××商行购进过用薄膜塑料袋简易包装、没有品牌的皮具,该等商品与被上诉人的带有××堂标记的商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上诉人店铺中,不同品牌的皮具会摆放在货架的不同位置,且不带包装物,消费者会有很直观的认识并加以区别,不会发生混淆;上诉人也会给顾客相应提示,没有误导消费者。

3、被上诉人提交公证书内容不实,被上诉人及其律师、公证人员、原审被告李××有合伙设置圈套、陷害上诉人之嫌。

上诉人的店铺是在街区而非批发市场,均为零售,顾客不一定索要包装物。在201078日和9日,有顾客先后来上诉人的店铺购买皮具,要买没有品牌的杂货还索要被上诉人的××堂包装,上诉人当时只是觉得顾客有些搞笑,但没想到是设计好的圈套,不觉之间已落入其中。

原审被告李××的代理人曹××在工商部门的询问笔录称多次从上诉人处购进皮具但没有相关证据支持,称了解××堂的产品却对上诉人没有××堂标记的商品表示发生误认,不能自圆其说。李××销售的皮具如何被调查发现、代理人曹××身份等,也非常蹊跷。合理的解释只有一条,被告李××是被上诉人提前布置好的人,一为把管辖争在石家庄,二为提供一个上诉人销售假货造成消费者混淆的假象。

石家庄市××公证处的公证书没有记录购买过程,没有现场录音、录像,其照片也不反映事实真相。被上诉人的律师如何从上诉人的店铺选皮具、上诉人的介绍、如何获取了××堂的包装物是认定上诉人是否侵权的关键环节,是证明上诉人是否欺骗消费者或者消费者是否会对不同商品发生混淆的决定性内容,公证书却对此避而不证。该公证书不客观、不全面、不真实、不合法。为公平起见,法院对该公证书不应采信。

二、上诉人没有侵犯被上诉人商标专用权,双方争议应按合同纠纷另案处理。

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律师包括所谓的李××等人在上诉人处购买皮具时,事先早已明知所要购买的皮具没有品牌,与被上诉人皮具有明显区别,不是被上诉人生产的商品。该等人员决定购买无品牌皮具后,不论是向上诉人索要并获得被上诉人的包装物,还是上诉人主动赠送了该包装物,都不影响到其购买目标和对商品品牌的判断,不存在混淆和误导。上诉人赠送包装物的行为不构成对被上诉人商标的侵权。

上诉人的××饰品店从2010年起不再具有被上诉人商品专营店的性质,除经营被上诉人××堂皮具外,还陆续经营了从牛×乙处采购的无品牌皮具、安溪茶叶、其他饰品等,是一家杂货店,各种商品分类并分品牌摆放。上诉人的招牌不只有××堂,还有安溪铁观音。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商品实物决定是否购买商品,不会因门口有××堂的招牌就认为所有商品都是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的××堂商标不是知名品牌,不会发生混淆,没有误导消费者。上诉人的行为最多是违反了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地区代理协议书》,承担违约责任,受《合同法》调整。原审判决认定案件性质和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在国家级报刊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没有依据。

如前所述,上诉人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商标专用权,仅有违约行为且事出有因,没有给被上诉人造成不良影响,更不用说全国性的影响了。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人给其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中也没有此项认定,判决理由中没有进行相关阐述,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在国家级报刊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30万元不当,严重脱离案情。

从被上诉人提交公证书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上诉人的××饰品店只是一家很小的店铺,经营空间和商品数量非常有限,经营范围和方式为饰品、日用百货零售,工商登记经营资金5000元,国家税务机关核定上诉人月经营额为12000元,销售从牛×乙处购进的无品牌皮具的数量也很有限,所得额不过一千余元。如果没有间杂其他货物,上诉人的最后一家店铺也早已关闭或不再经营被上诉人的商品,被上诉人是因此获益,而非遭受损失。尽管上诉人夹杂其他商品扩展经营,但被上诉人的商品还是占主要地位且销售不畅,这最后一家店铺的亏损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扭转,最终于201010月彻底倒闭。

上诉人最初因对被上诉人及其商品的盲目信任,未经考察即与被上诉人签订加盟代理协议,投资开店后被上诉人的各种问题才暴露出来,经与被上诉人交涉和向其他经销商了解,才知道被上诉人是一家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且经营非常不景气的小公司。2010年也曾听说被上诉人专靠给经销商下套再打官司索赔,获取不当利益,还想我这小店应该不会被看上吧,并未认真对待,没想到最终也难逃厄运。被上诉人置基本诚信和商业道德于不顾,栽赃陷害,恶意起诉,貌似合法维权,实则利用法院获取不义之财。请法院明察。

如前所述,上诉人在经被上诉人许可后销售少量外货,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商标专用权,不应赔偿。假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那么,赔偿额应考虑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规模非常小、涉案商品数量有限、上诉人获利很少、被上诉人没有损失且销售外货得到被上诉人的授意和许可、双方事先有合同约定等因素综合确定,赔偿额不应超过五千元。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30万元严重不公。

五、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17495.7元不当。

被上诉人派人到厦门对上诉人取证没有合理依据,费用开支不当,部分票据不合法,上诉人也没有侵权赔偿义务,请法院依法改判。

综上,上诉人从牛×乙处购进的皮具没有被上诉人商标标识,上诉人分类分区在货架摆放,不会发生混淆,也没有误导消费者,应被上诉人律师的请求向其赠送包装手提袋的行为不侵犯被上诉人的商标专用权,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公。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此上诉,请上级法院公正审理并裁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林××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林××的委托,依法指派我们作为其代理人,参与诉讼。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代理人认为上诉人林××并未侵犯被上诉人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原审判决对于该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30万元严重脱离案件事实,明显不公。具体意见如下:

一、上诉人林××销售非××堂皮具的行为并未侵犯被上诉人××堂公司的商标专用权。

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在厦门地区的销售代理商,约定期限自2007114日至2012113日。期间,由于被上诉人的“××堂”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公司经营管理混乱、供货不足经常断档等原因,导致上诉人先后倒闭三家店铺,仅留下××饰品店,损失巨大。经多次交涉,被上诉人于20104月告知上诉人可从其实际控制人牛×甲的弟弟牛×乙在广州市×××经营的×××商行购进外货,补充部分低价货源,以维持上诉人店铺的经营。后上诉人从牛×乙经营的×××商行购进用薄膜塑料袋简易包装、没有品牌的皮具。该等皮具本身并不侵犯被上诉人的商标权。

上诉人的××饰品店从2010年起就不再具有被上诉人商品专营店的性质,除经营被上诉人××堂皮具外,还陆续经营了从牛×乙处采购的无品牌皮具、安溪茶叶和其他饰品等,是一家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中,不同品牌的皮具、茶叶、饰品摆放在货架的不同位置,且不带包装物,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店面商品摆放展示的基本常识。而上诉人购进的非××堂皮具商品与被上诉人的带有××堂标记的商品之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非××堂皮具商品上既没有××堂的商标,也没有××堂专用的装潢或装饰。消费者会有很直观的认识并加以区别,不会发生混淆。在购买过程中上诉人也会给顾客相应提示,没有误导消费者,不会使消费者对该等商品产生误认。

二、上诉人将××堂包装盒、手提袋赠送给被上诉人取证人员的行为,不产生侵犯被上诉人商标专用权的法律后果。

上诉人从牛×乙经营的×××商行购进的皮具是薄膜塑料袋简易包装,且上诉人的店铺是在街区商店而非批发市场,均为零售,顾客大多也并不索要包装物。201078日和9日,被上诉人的取证人员先后来上诉人的店铺购买了没有品牌的杂货皮具,付钱交货后,向上诉人索要被上诉人的××堂包装手提袋,上诉人当时并未多想,只是觉得顾客有些搞笑,反正有多余的××堂纸盒和手提袋,就随手赠送了。但没想到是,上诉人的这一好心之举,却钻进了被上诉人设计好的圈套。

根据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该等包装装潢与商品同时展示和销售,消费者根据商品的包装装潢会产生误认。而本案中的包装盒、手提袋是与商品完全相分离的,销售过程中展示的只有商品,没有包装物,更没有将非××堂皮具装进××堂的包装中展示销售。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取证人员决定购买后根据其请求赠送××堂包装和手提袋,不能认定为误导公众,不产生侵犯被上诉人商标专用权的法律后果。

三、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或实施了将非××堂商品当做××堂商品销售误导消费者的侵权行为。

原审被告李××的代理人曹××在工商部门的询问笔录称多次从上诉人处购进皮具但没有相关证据支持,称了解××堂的产品,也明知购进皮具商品上没有××堂标记,却表示发生误认,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另,李××销售的皮具如何被调查发现、代理人曹××身份等,也非常蹊跷。该询问笔录不应被采信。

被上诉人的另一份关键证据是石家庄市××公证处的公证书,而该公证书没有记录购买过程,没有现场录音、录像,商品照片只证明购买完成后的形态,并不反映事实真相。被上诉人的律师如何从上诉人的店铺选皮具、上诉人的介绍、如何获取了××堂的包装物等是认定上诉人是否侵权的关键情节,是证明上诉人是否欺骗消费者或者消费者是否会对不同商品发生混淆的决定性内容,公证书却对此避而不证。该公证书不客观、不全面、不真实,违反了《公证法》第三条规定的客观、公正原则,法院对该公证书不应采信。

从公证书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出,上诉人店铺的招牌不只有××堂,还有安溪铁观音。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商品实物决定是否购买商品,不会因门口有××堂的招牌就认为所有商品都是被上诉人的,也不会因为有安溪铁观音,就认为所有商品都来自安溪,是安溪品牌或铁观音品牌。我们不能以牵强附会的方式抹杀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

对于公证封存的皮具、标签、包装物和购物小票,通过庭审中实物对比可以清晰的看出,只有小钱包能装入纸盒,手包和腰包均不能装入纸盒,包装盒与皮具商品不能形成对应关系。被上诉人所称的购买时皮具就包裹在纸盒之内的陈述纯属编造。被上诉人还称涉案产品内均附有××堂标签,但事实却是标签与涉案皮具根本不能一一对应。在上诉人对标签与皮具的对应关系质证后,被上诉人当庭将标签倒换,但仍不能形成对应关系。手包内附标签记载包的颜色为咖啡色、价格为479元,而实物颜色为棕色,销售小票中记载的皮包单价为388元,实际销售价为310元,手包标签标记的颜色、价款与实物的颜色、价款明显不符;腰包内附标签记载货品为黑色钱包、牛皮质地,价格为198元,而实物则为非黑色腰包、销售小票中记载单价180元,实际销售价为158元。经对比可见,该涉案商品不仅货品名称不能对应,腰包内附标签标明的质地、颜色、价款均与实物的质地、颜色、价格不相符。以上事实说明,被上诉人所称的上诉人销售无品牌皮具时内有××堂标签、外有××堂的包装进行出售,明显与事实不符。出现这种情况的合理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栽赃嫁祸!事实上,上诉人销售的非××堂皮具上根本就没有附有被上诉人的产品标签,此等标签是被上诉人私自放入的,包装物是购买后索要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公证行为非常的不严肃,其所证封存物品系由被上诉人的取证人员交付到公证员手中,没有对购买全过程进行公证,公证书及封存物品对本案没有证明意义。

被上诉人的取证人员明知涉案皮具非××堂品牌才进行购买,后又索要了××堂包装盒、手提袋,付款时获取了上诉人的销售小票,私自放入××堂标签后一并交给公证员封存。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实施了将非××堂商品当做××堂商品出售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反而,被上诉人及其律师、公证人员、原审被告李××等有明显的合伙设置圈套、陷害上诉人之嫌。请法庭明察。

四、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30万元完全错误,严重脱离案情。

1、双方当事人对侵权行为的赔偿有约定,上诉人的赔偿额度不应超出协议的约定。

如前所述,上诉人在事出有因的情况下销售少量外货,没有侵犯被上诉人商标专用权,不应承当赔偿责任。即便有责任,也应依据协议约定的条款承担责任。在双方签订的《地区代理协议书》中,第8.4.2条就约定了具体的侵权情形:以“××堂”的商标或文字为标记在甲方之外厂家定制或销售产品的;或在专卖店内为非××堂产品加印这些标记。出现该情形的约定处理方式为罚款5000元。即双方已经在协议中约定了对于商标侵权行为的处理方式及赔偿额度。该约定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就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超过了约定的罚金数额,法院应在约定罚金的幅度内确定上诉人的侵权或违约责任。原审判决在这一问题的认定上出现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

2、从双方的规模和经营状况来看,原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30万元也严重脱离案情。

上诉人是一家经营饰品、日用百货零售的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的经营资金只有5000元, 20104月开始销售从牛×乙处购进的无品牌皮具,时间短,数量也很有限,所得额不过一千余元。尽管上诉人想尽一切办法,夹杂其它货物维持最后一家店铺的经营,终因包括被上诉人商品在内的各种货品均销售不畅,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亏损的局面,于201010月彻底倒闭。国家税务机关核定上诉人月经营额为12000元,实际上远远不能达到,徒增税负而已。

被上诉人石家庄××文化饰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小型企业,年销售额仅数十万元,且连年亏损,公司经营管理混乱、非常不景气。上诉人在杂货店中保留被上诉人商品的销售,对其有利无害。根据被上诉人的广告和庭审陈述,其有数百家最终销售网点,结合其年检会计报表数据,可计算出每个销售网点年销售××堂商品的金额非常有限,近三年的各网点年销售平均值在20004000元之间。该数据可以和上诉人主张的实际经营情况相印证。

3、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第三至六组证据未提出质证意见,法庭应认定证据合法有效,予以采信。

对于上诉人举证中原审提交过的证据,被上诉人未发表新的质证意见,其在原审中对该等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法庭应认定该等证据的合法有效。

对于上诉人举证中的新证据,被上诉人以原审未提交而拒不质证,法庭应按证据情况综合认定。其中,上诉人的纳税情况及被上诉人的经营情况的证据均来自于国家行政主管机关,系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后调取取得,证据真实有效;上诉人获取该等证据是在一审判决之后,依法构成新证据,被上诉人未发表质证意见,未提出异议,请法庭对该等证据予以认定。证17被上诉人在厦门日报发表的声明,系从厦门日报官方网站下载的电子版报纸,可以随时查证,且声明所载经销商数量与被上诉人庭审陈述并不矛盾,能够相互印证,法庭应予采信。

4、被上诉人索赔诉讼是利用法院获取不义之财。

2010年早期,上诉人就曾听说被上诉人靠给经销商下套再打官司索赔,获取不当利益,还想自己的这家小店应该不会被看上吧,并未认真对待,没想到最终也难逃厄运。被上诉人置基本诚信和商业道德于不顾,栽赃陷害,恶意起诉,貌似合法维权,实则利用法院获取不义之财。请法庭明察。

上诉人在经被上诉人许可后销售少量外货,没有侵犯被上诉人的商标专用权,不应赔偿。假定上诉人销售外货并赠送包装物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那么,赔偿额应考虑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规模非常小、涉案商品本身不侵权、数量有限、上诉人获利很少、被上诉人没有损失、销售外货得到被上诉人的授意和许可、双方事先有合同约定等因素综合确定,赔偿额不应超过五千元。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30万元严重不公。

五、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17495.7元不当,判令上诉人在全国性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没有事实依据。

被上诉人派人到厦门对上诉人取证没有合理依据。即便需要取证,完全可以从当地请公证人员,没有必要带着石家庄的公证员坐飞机到厦门。带石家庄的公证员到厦门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片面取证,获取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不合法的公证结果。从公证书的不全面、不客观的结果足以看出被上诉人的伎俩。该取证行为的费用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被上诉人取证过程不合法,费用开支不当,不合理,部分票据不具有有效形式,上诉人也没有侵权行为,请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

关于不良影响问题,上诉人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不良影响,更不用说全国性的影响了。被上诉人在厦门的市场仅仅就是上诉人的这一家杂货小店而已,如果说造成影响,那么其范围也仅仅限于小店之内,不出店铺之门。更何况,上诉人的这家小店已经倒闭关门,不良影响早已无从谈起。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上诉人给其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中也没有此项认定,判决理由中没有进行相关阐述,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在国家级报刊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没有销售侵权商品,应被上诉人取证人员请求向其赠送包装袋的行为,不构成对被上诉人商标的侵权。即便有所不当,也责任有限。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30万元并赔偿被上诉人开支17495.7元、在全国性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等,没有事实依据,判决结果错误,对上诉人严重不公。请法庭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参考并采纳。

 

代理人:韩君杰

河北××律师事务所  律师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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